张桂娜｜托尔斯泰生死观视角下的宗教哲学

编者按：本文原载《世界哲学》2019年第6期，原题为《死亡想象与生命救赎——L·托尔斯泰生死观视角下的宗教哲学》。感谢张桂娜老师授权“古典学研究”公号推送。

死亡是必将临在的，但必将临在的死亡也是不可知的，人无法确定自己通过死亡会进入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死亡的这种绝对神秘性和不可知性，决定了人的感性能力和知性能力对它的无能为力，也决定了能够适用于它的唯有人的想象和假定。在《苏格拉底的申辩篇》中，柏拉图曾借苏格拉底之口罗列过两种常见的死亡假定：

死的状态有两种可能：死可能是绝对虚无，死者全无知觉；死也可能像人们说的那样，是灵魂从这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柏拉图，2004：53）

这两种死亡假定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死亡观：前者是死亡将会终结一切的虚无死亡观，后者则是一种灵魂不灭论。虽然在柏拉图的对话中，对于始终致力于灵魂生活的苏格拉底来说，这两种死亡假定带来的都是让人向往的幸福图景，但对于拥有另外的生活信念和生活方式的人来说，当不同的死亡假定依次出现在他们的生命历程中时，他们往往会处于截然不同的生活状态中，比如托尔斯泰，他的整个生命历程就随着对死亡的不同想象和对生命的不同理解呈现出了明显的阶段性特征：（1）虚无死亡观下的生命虚无；（2）灵魂不灭论下的生命不灭；（3）行动主义宗教观下的生命重塑和社会改造。

从左到右，依次为青年、中年、晚年的托尔斯泰

托尔斯泰对生死问题的思考很典型，也很独特，他最初体验到的生命虚无感和无意义感，是所有遭遇过生活幻灭的人都可能会体验到的情感，但他后来所走的灵魂完善和精神超越之路却鲜有人能及。重新梳理托尔斯泰的生死观，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认识生命尊严和价值的新视角，也可以向所有因生命虚无和无意义而抑郁痛苦、甚至试图放弃生命的人展现出一种走出困境的可能性。此外，对生死问题的思考，将作为文学家的托尔斯泰带到了哲学领域，不仅使他的文学作品达到了常人难以企及的精神深度，也使得他本人足以位列世界重量级哲学家的行列。然而，作为哲学家的托尔斯泰，长期以来一直少有人关注，正如俄罗斯著名的伦理学家古谢因诺夫院士所言：

艺术家托尔斯泰的命运有多么幸运，思想家托尔斯泰的命运就有多么不幸。而且，正是他无与伦比的、公认的伟大艺术才能成了理解他的哲学世界观深度的障碍。（А.А Гусейнов, Т.Г.Щедрина, 2014：5）

托尔斯泰对哲学的贡献，不亚于他对文学的贡献。至今，作为哲学家的托尔斯泰，在世界上没有被彻底理解，遗憾的是，在俄罗斯也是如此。（古谢因诺夫：2018：96）

重新梳理托尔斯泰的生死观，包括散见于其文学作品中的生死观，不仅有助于深入把握其文学作品的精神内核，也能够呈现出一个将其宗教观、社会思想和伦理思想作为一个有机整体予以理解的独特思路。

虚无死亡观下的生命虚无

人们通常会将死亡理解为绝对的虚无，将死亡看作人的生命的彻底终结，即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罗列的第一种死亡假定。关于死亡的这种看法，没有任何来自感性和知性的确凿论据（也不可能有这方面的确凿论据），它是一种纯粹的想象或假设，但人们却往往意识不到自己想法的假设性和想象性，并可能在这种死亡观的框定下一时找不到生活的出路。这样，对很多人来说，死亡意识的觉醒首先意味着一种严重的心理灾难，它会使人产生强烈的生命虚无感，以至于失去向善、向好的动力和积极生活的热情。因为假如死亡就是生命的彻底终结，死亡将中止一切，一切最终不过是一场空，那么，当下生活的所有活动似乎就仅仅是为了满足各种暂时的肉体本能和心理欲望，完全无法承载它们曾经标榜过的宏大意义和永恒价值。在这种死亡观所勾勒的死亡前景下，习惯于恶的生活方式的人，会肆无忌惮地在恶中堕落，借用柏拉图对话中的苏格拉底的话说就是：

如果死就是摆脱一切，那对于坏人是一大鼓励，因为他们死时就既摆脱了身体，也把邪恶连同着灵魂抛到九霄云外了。（柏拉图，2004：276）

而那些曾经有志于过有意义的生活、并对生命前景抱有美好期望的人，则可能会由此开始质疑和否定自己原有的生命意义和价值定位，并因此而不安、痛苦、恐惧和抑郁，此时，他们的生活会如叔本华描绘的那样：

对人来说，唯有死亡才是真实的；这一事实使得人生的境况越发陷入痛苦之中。（叔本华，1999：421）

将近五十岁时，托尔斯泰陷入到了这样的生存境况中。名誉、事业、爱情、家庭等此前曾苦心经营的一切，一下子对他失去了原有的吸引力，在必将到来且要终结一切的死亡面前，甚至都变成了荒唐的讽刺。在1875年写给好友斯特拉霍夫的信中，托尔斯泰称自己进入了老年状态，他写道：

我进入了这样的老年状态，进入了这样一种内在的思想状态中，在这种状态中，我对外在世界的任何东西都丧失了兴趣，我没有任何愿望，除了死亡，你也看不到任何别的东西。(JI. Н.Толстой, 2006a：226)

后来，他回忆到这段心理历程时则说：

我似乎是经历了漫长的生活道路之后，走到了深渊的边上，并且清楚地看到，前面除了死亡以外，什么也没有。欲停不能停，欲退不能退，闭眼不看也不行，因为不能不看到，前面除了生命和幸福的幻象，真正的痛苦和死亡——彻底灭亡以外，什么也没有。（托尔斯泰，2013a：15）

在其文学作品中，托尔斯泰的主人公们也都以不同的方式经历和体验过这种由于死亡意识的觉醒带来的生命虚无感，比如《战争与和平》中的安德烈公爵和皮埃尔、《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列文等等，他们有的因死亡的必然性感到恐惧无措和悲愤无耐，有的则完全丧失了昔日的生活热情和雄心壮志，陷入了对死的恐惧和对生的无措之中，甚至时刻都有自杀的冲动，这些基本上都是托尔斯泰本人思想经历的真实写照。

美国电影《战争与和平》宣传海报

显然，死亡虽然是未知的，但对死亡的看法却决定着人对生命的理解，并真实地建构着人当下的生存方式。人对生命的虚无感和无意义感，一方面表明人在虚无死亡观的观照下对现有生命层面上的一切失去了追寻的动力，另一方面，也向人提出了在更高生存层面上寻找更高的生命意义的问题。如果找不到突破现有生存层面、走向更高生存层面的出路，人就会一直处在这种价值观崩溃、生命动力缺乏的境况中，承受着一种沉重的生命重负。在这种生命重负下，有的人可能会从此萎靡不振，并最终在痛苦和恐惧中了却残生，比如托尔斯泰的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的主人公，在正当壮年时因腰疼的小病想到死亡，于是因死亡的必然性和对未知死亡状态的恐惧而陷入不安和抑郁中，从而严重地侵蚀着他原本旺盛的生命力，让他的小病变成了大病，最终走向死亡。而有的人则可能在此压力下积极地寻求超越死亡的生命意义与价值，走到了新的生存层面上，托尔斯泰本人即属此列。

灵魂不灭论下的生命不灭

既然关于死亡的所有看法都是对未知状态的假定，那么，当一种假定只会将人带向生活绝境时，人就需要调整和改变自己关于死亡的假定及与此相应的生命观，托尔斯泰很快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在上述那封写给斯特拉霍夫的信中，托尔斯泰在叙述过自己面对生活的绝望感后，紧接着就剖析了这种绝望感的源头以及通过改变自己关于生命的看法克服这种绝望感的决心，他这样写道：

我相信，我的绝望不是源于生活本身的本性，而是源于我对它的看法，我要找到一种让生活无意义的假象消失的生命观。我要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走出无希望和绝望的状态，让生命的意义对自己显现，不仅使它照亮我所走过的生命和它的源头，而且也要照亮生命的剩余部分和它的终点，这将构成我写作的目的和内容。(JI. Н.Толстой, 2006a：228)

假如死亡不意味着生命的彻底终结，而是意味着人的生命存在形式的转换，譬如柏拉图罗列的第二种死亡假定（“灵魂从这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那么，在这种新的死亡想象和生命假定中，灵魂可以成为承载永恒精神价值和生命意义的不变载体，死亡将不再终结和消灭一切，人由此也可以持一种面对此世生活的积极态度。这种生命假定和死亡想象的基础实质上是灵魂不灭论，但也唯有这种灵魂不灭论才可能消除人类面向死亡时的托尔斯泰式的恐惧，正如柏拉图所说：

一个人如果不知道、不能证明灵魂是不死的，就一定要怕死，除非他是个傻子。（柏拉图，2004：260）

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之所以能够坦然向死，正在于其对灵魂不灭论的坚信以及在这种坚信之下一生谨行灵魂提升的生活方式。托尔斯泰在此走到了与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相似的方向上，即通过不懈地培育和构建自己的灵魂生命以超越死亡，只不过与苏格拉底所走的哲学沉思之路不同，托尔斯泰所走的是俄罗斯思想家通常选择的宗教信仰之路。

林中不起眼的托尔斯泰墓

托尔斯泰的这一宗教信仰之路，始于他对人以死亡告终的生命状态的无力承受、并由这种无力承受走到了“没有信仰，人就无法生存”（托尔斯泰，2013a：39）的两难处境中，对他而言，信仰问题在此等同于人如何生活才会拥有超越死亡的永恒价值的问题，即人的生命意义及使命的问题。这种宗教信仰像是人在生命之路上走投无路时最后的救命稻草，是“由此人才不毁灭自己而活下去”（托尔斯泰，2013a：39）的一种理论上的应然选择。这也是俄罗斯人走向信仰时通常会经历的典型的心路历程，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曾谈到过这个问题，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伊万的一段话在某种程度上几乎可以看作是从反面对托尔斯泰走向信仰的心路历程的确证：

人类一旦消灭了对自己不死的信仰，那人身上随之枯竭的就不仅是爱，连继续尘世生活的任何活力也随之寂灭。此外：那时候也就没有任何不道德的事了，一切都可以为所欲为，甚至人吃人，但是还不仅如此……（陀思妥耶夫斯基，2010：101）

可以说，托尔斯泰在转向信仰时所面对的并不是一个抽象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直接决定着他的生死的现实问题，即对他而言，有信仰，就可以继续活下去，没有信仰，生命就不值得再过下去，人就只能去死或堕落。这样的信仰与政治压力、道德教化、经济利益等外在力量无关，完全与人的精神需求和内在自由相伴，并由其自身可能给人的精神慰籍而散发着不可遏制的吸引力。人对这种信仰的寻找热情必将是巨大的，而且，这样的信仰一旦被确立，对人的影响也是决定性的：它可以调动人全部的生命实践以回应自身的要求，进而全方位地改造人的生命样态。只不过在这种信仰中，上帝最初只是一个空泛的、应然的假定，还有待于人通过不懈的精神探索为之填充具体的内容,而不是像在西方宗教哲学传统中那样：上帝作为至真、至善、至美的存在，是很多宗教哲学体系毋庸置疑的前提，哲学仅仅需要在这一前提下通过各种理性论证呈现出上帝的存在与完满。正因为如此，在决心要有一个宗教信仰之后，托尔斯泰先是博览群书和多方考察各种宗教形态以形成自己的上帝观，随后则按照他所理解的上帝原则改造自己的生存方式。

托尔斯泰故居庄园博物馆

对托尔斯泰上帝观的形成起着决定性影响的当数俄罗斯农民的信仰和《圣经》的《福音书》部分。在托尔斯泰看来，基督在《福音书》中启示给世人的真理似乎完全融进了俄罗斯农民的血液中，“信仰”与“行动”在他们那里达到了有机的统一，他们按照自己的信仰看待问题和付诸行动，信仰是指导生活的真正信仰，生活也是按照信仰展开的纯洁生活，完全没有在其他阶层和团体那里存在的“信仰工具化”、“信仰抽象化”、“信仰虚伪化”等现象，因此，他们勇敢地担负起生活加诸他们的繁重劳动，平和地接受贫困和痛苦，发自内心地实践善的理念，从容安详地对待必将来临的死亡，用托尔斯泰的话说就是，他们“都一样了解生和死的意义，安详地劳动，忍受贫困和痛苦，活着或死去，并在其中看到善，而不是虚空”。(托尔斯泰，2013a：44）在总结自己的基本思想的形成过程时，托尔斯泰明确地说道：

在我周围的普通劳动人民是俄罗斯人民，我求助于他们并研究他们赋予生命的那种意义。这种意义，如果可以表述的话，是这样的：任何一个人都是按照上帝的旨意来到世界上。上帝创造了人，使他既可以毁灭自己的灵魂，也可挽救自己的灵魂。人一生的任务就在于挽救自己的灵魂。为了挽救自己的灵魂，必须按照上帝的旨意生活，而要按照上帝的旨意生活，就必须抛弃生活中的一切欢乐，要劳动，驯服，忍耐，有怜悯心。(托尔斯泰，2013a：51-52)

于是，在普通劳动人民面前，托尔斯泰对生命的虚无感和对死亡的紧张感得到了缓解，他好像看到了超越死亡与痛苦的永恒价值与生命意义，心灵中逐渐升起了久违的安宁与踏实之感，正如《伊凡·伊里奇之死》的主人公只有在和乐观快乐、真诚朴实的男仆盖拉西姆在一起时才不那么害怕死亡一样。（参见托尔斯泰，2013b：86）

托尔斯泰的遗体从家中抬出

不过，托尔斯泰虽然认同俄罗斯农民的信仰，但并不意味着他的信仰就等同于现实中的俄罗斯农民的信仰，不如说，托尔斯泰是将自己向往的理想宗教的特征全部赋予俄罗斯农民信仰这一载体上打造出了一种全新的宗教形态。在这种新形态的宗教信仰中，不仅虚无死亡观给人带来的生命虚无感得到了消除，人内在的、深层的精神生命也开始生长。那么，在这种新的宗教形态中，上帝的本质是什么？上帝赋予了人什么样的使命？人具体应当如何做才能实现自己的使命和生命意义呢？

在行动主义宗教观下的生命重塑和社会理想

在托尔斯泰那里，上帝是为了使人的生命具有超越死亡的永恒价值而不得不预设的一个前提性的存在，人没有办法直接证明和认识上帝，但上帝却是对人的精神生命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建构因素。因此，在作为前提的上帝被预设后，托尔斯泰又转向了人，尝试着以人的精神生命和灵魂属性为中介反向推导上帝的存在和属性，并将人的行动作为人走向神化之路的桥梁，人成了他的宗教理论予以展开的突破点、核心和落脚点，也正因如此，托尔斯泰的上帝既与西方宗教哲学中从理性那里获得合法性证明的上帝不同，也与基督教会中的上帝形象相差甚远。

在托尔斯泰的理论视野中，上帝基本上与人的灵魂、人的精神生命同义，他曾将人的灵魂属性与上帝的基本属性放在共同的物质参照体系中予以否定性的描述：

那摸不着、看不见、无形体、赋予每一个存在物以生命又独立自存的，我们称之为上帝。那同样是摸不着、看不见、无形体的本原，被肉体将其与所有其他东西区别开、而为我们自身所意识到的，我们称之为灵魂。(JI. Н.Толстой, 2006b:32)

也就是说，上帝与灵魂同源同质，是作为人的感性能力和知性能力无法把握到的存在，相较于物质世界的东西，它们都是无形、无实体和不可触摸的，二者的区别仅在于：上帝是灵魂之源，是每一个生物的灵性的赐予者，是独立自存和自由的，不受肉体的羁绊，而灵魂则被一个个的肉体所束缚，需要努力冲破肉体的束缚，积极地融入到作为整体的上帝之中，由此来获得自由。

对于它们之间的关系，托尔斯泰这样说道：

在人身上，首先觉醒的是自己独立于其它一切物的意识，即对自己身体的意识；其次，是对被分离者的意识，即对自己灵魂的意识；再次是对这生命的精神基础与之相分离的对象的意识，即对整体的意识、对上帝的意识。这种能够意识到自己与整体、与上帝相分离的东西，就是活在每个人身上的同一的精神生命。(JI. Н.Толстой, 2006b:39)

我知道自己身上存在着独立于一切的精神生命。凭着这独立于一切的精神生命，我知道同样的精神生命也存在于其他人身上。但如果我知道这一精神生命存在于我身上，也知道它存在于其他人身上，那么，它就不可能不独立自存着。这个独立自存的生命，我们称之为上帝。(JI. Н.Толстой, 2006b:60)

可以看出，对于托尔斯泰而言，一方面，灵魂与上帝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作为部分的灵魂源于作为整体的上帝，人的精神生命则是人对自己与作为整体的上帝相分离的意识以及人力求通过自我努力而要融合于上帝整体之中的意识，从这个角度来说，上帝的存在是人的灵魂和精神生命能够存在的存在论基础；另一方面，上帝作为一个被预设出来的超验对象，人无法对它的存在形成直接的、积极的认识，而只能从对自己身上的精神生命的直观感受中反向推导和假定上帝的存在，在此意义上，人对自身精神生命的直观感受又是上帝的存在能够为人所认识的认识论根据。托尔斯泰对于上帝和人的灵魂、精神生命之间关系的论述，类似于康德关于自由与道德律之间关系的论述，即前者是后者的存在理由，而后者却是前者的认识理由，只是他没有像康德那样将之简洁明了地表述出来。

托尔斯泰的书房

阅读中的托尔斯泰

此外，关于上帝的一些肯定性的属性，比如理性、爱、完美等等，托尔斯泰的推导逻辑是：我们在自身的灵魂中感受到或希望拥有的好的属性，一定以至真、至善、至美的方式存在于上帝那里，对此，他曾有这样一些类似的说法：

爱与理性，这是我们在自己身上所意识到的上帝的属性，但他本身是什么，我们却不可能知道。(JI. Н.Толстой, 2006b:62)

人需要去爱，而能够真正去爱的只有完美无暇之物。因此，应当存在完美无暇之物。这种完美无暇的存在，只有一个：上帝。(JI. Н.Толстой, 2006b:62)

在此，上帝的肯定性属性只是托尔斯泰从人的灵魂属性和人的美好愿望出发反向推导出来的应然性存在，这也进一步反映了托尔斯泰是将人的灵魂存在作为了上帝存在的认识论根据。

在此理论建构下，对于托尔斯泰来说，上帝与人之间实质上并不存在绝对的界限。一方面，上帝不过是完全摆脱了肉体束缚而获得绝对自由和完善属性的灵魂而已；另一方面，人拥有与上帝同质的灵魂，这一灵魂也是所有人共有的潜在本质，通过不断地提升和完善自己的灵魂，人完全有可能跨越上帝与人之间的距离，甚至达到比肩上帝的境界，而且，跨越人神之间的距离、走上神化的道路也是人此世生命的使命所在。那么，人如何才能实现由人向神的飞越呢？托尔斯泰的回答是：遵从上帝的意志、实践上帝的法则，他曾不断重述：

人对上帝的意志执行得越多，他对上帝的了解就越多。如果一个人完全不执行上帝的意志，他就完全不了解上帝，尽管他会说，他了解上帝，并且对他做过祈祷。（托尔斯泰，2015：51-52）

不要努力去认识上帝，而是要努力去实现他的意志，这样，你就会越来越生动地在自己身上感受到上帝。（托尔斯泰，2015：54）

我们能确切地知道的是，我们在生活中应该遵行上帝给我们的法则，我们越加严格地执行他的法则，我们生活得就越好。(JI. Н.Толстой, 2006b:66)

通过执行上帝的意志和法则，人不仅能够更多地了解神秘的上帝，还可以实现自己的灵魂本质（即自己身上的上帝）、走上神化的道路，从而获得生命的救赎与永生。可以看出，对于托尔斯泰来说，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从来都不是西方宗教哲学中的认识者与被认识者的关系，也不是各种教会仪式中的敬拜者与被敬拜者之间的关系，而是实践者和被实践者之间的关系，而能够搭建起人与上帝之间的桥梁的，唯有人积极地履行上帝意志和法则的道德行动，这就将托尔斯泰的宗教观引向了行动主义的方向。

接下来要提出的问题就是，在托尔斯泰看来，上帝的法则到底是什么，人怎么做才算是执行了上帝的法则？在反复阅读《福音书》的基础上，托尔斯泰将上帝的法则理解为爱，他倡导爱、追求爱、信仰爱，爱是他解决所有问题的普遍原则，同时，爱对他来说也具有不可估量的社会现实效用。首先：

真正的爱是这样的：我们不是为了自己去爱，不是为我们自己好，而是为我们所爱的人好，我们之所以去爱，不是因为人们对我们友好或有用，而是因为我们在每一个人身上认出了活在我们身上的那种精神。(JI. Н.Толстой, 2006b:80)

这样的爱出自对每个人身上的共同神性的尊重，是纯洁的、超功利的、普遍的爱。其次，真正的爱能消除人与人之间的分裂和仇恨，将人们结合起来，能使人战胜威胁自身生存的困境，托尔斯泰甚至指出：

所有人的生存并不有赖于他们的自我谋划，而有赖于彼此间存在着爱。（托尔斯泰，2015：64）

托尔斯泰对人类共同体存在原因的这一解释视角，与近代西方政治哲学以人的自我保存本能和自私欲望的满足作为立论基础的视角完全不同。最为重要的是，托尔斯泰认为爱使人将自己有限的生命融入到了人类无限的共同命运中，可以使人战胜对死亡的恐惧，对此，他说道：

动物人在追求幸福的时候，实际上每时每刻都在追求最大的不幸——死亡，对死亡的预见破坏了人身的任何幸福。而爱的感情不仅能消除这种恐怖，而且把人引向为了别人的幸福而最终牺牲自己的肉体存在。(托尔斯泰，2013a：276）

托尔斯泰的上帝是爱的上帝，他的宗教则是爱的宗教，在他那里，履行上帝的法则、遵从上帝的意志，就意味着，人们相互之间要积极地去爱，爱自己、爱他人、爱上帝；爱是人类灵魂的本质，是上帝为人类制定的普遍的生存法则，通过爱，人不仅可以使自己的灵魂获得救赎，也会使天国（即人类的爱的共同体）降临，他的“上帝在人的心中”、“天国在人的心中”之类的话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出的。

托尔斯泰玩击木游戏（играть в городки）

在具体的实践中，爱又扩展和落实为：诚实、宽恕、善良、平等、谦卑、勤劳、不剥削和压迫他人等积极品质，与这些积极品质对立的则是撒谎、怨恨、邪恶、贪婪、虚荣、愤怒、懒惰、骄傲、淫欲、压迫等负面品质。实现这些积极品质、克服相应的负面品质，不仅是托尔斯泰为克服死亡恐惧、进入永恒生命所寻找的自我救赎之路，也是他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重建社会秩序所筹划的普遍的社会拯救之路。因此，针对当时阶级矛盾加剧、底层人在精神与肉体方面均处于堕落之中的社会状况，托尔斯泰曾给出过一个遏制社会继续恶化的趋势、进而使之向好的解决方案，他说：

为了回答我们应该怎么办这个问题，我给自己找到的答案如下：第一，不对自己说谎，无论我的生活离开理性指点我的那条正确道路有多远；第二，不再以为自己在其他人面前是有理性的，优越的，特殊的，并且承认自己有罪。第三，执行那条永恒无疑的人的法则——不以任何劳动为耻，为维持自己和别人的生命用自己全身心的劳动与大自然作斗争。(托尔斯泰，2013a：243)

这三条原则总结起来就是：人要保持真诚，永不说谎；保持谦卑，积极忏悔；积极劳动，不靠剥削他人为生。实质上，这三条原则的核心仍然是爱的原则，是从爱的原则中衍生出来的，因为唯有出于真正的爱，人才会聆听理性和良知的声音，保持真诚，正视各种社会问题的症结所在；才会忏悔自己的罪，祛除自己的优越心理和特权思想，保持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友爱关系；也才会不忍心以底层人的沉重劳动为代价去过舒适奢侈的生活。托尔斯泰坚信，他所“找到的那个问题答案，对所有给自己提出这一问题的真诚的人来说都将是有用的。”(托尔斯泰，2013a：227)只要人人都能以爱与怜悯之心待人，以辛勤劳作谋生，关注和提升自己的灵魂，真诚地成就一切美好之事，必能使自身及整个社会发生彻底的改变，并使整个人类摆脱时下正面临的社会难题和精神困境。

细致地追索会发现，托尔斯泰所给出的这一问题答案，实际上是他将自己在死亡意识的推动下探索的个体生命救赎经验的普及化，也就是说他将自己对“人在死亡必将到来的前景下应当怎么生活才使生命有意义”这一问题的回答扩展到了社会的层面上，希望人人都像他那样通过对精神生命的培育实现生命的救赎，以此造就一个美好和谐的社会图景，这样，个人救赎问题的答案就普遍化为了社会救赎问题的答案，而且，托尔斯泰以无政府主义为标签的整个社会思想都是建立在这一答案之上。因为托尔斯泰之所以持否定国家机构和社会制度的无政府主义立场，其出发点正是在于，他认为，不良的社会环境和政治制度，不仅会使大多数人处于贫困的物质生活中，也会普遍地毒害和扼杀人们的精神生命，因此，人类要想获得自我拯救，首先必须清除当下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环境，以爱的原则为指导进行自我精神的更新和社会秩序的重建，唯有如此，人类才有可能达到和谐幸福的生存状态。由此可见，托尔斯泰的无政府主义从本质上来说根本不是政治性的，而是精神性的，他对社会和政府的批判不是立足于对某种政治利益的谋取，也不是基于对某种政治纲领的实现，而是在揭示人的精神复活道路的基础上、希望人的精神发展能够摆脱社会生活环境的消极影响和政治制度的有害腐蚀，从而可以使人的灵魂按照他所谓的神圣真理自然地生长。不得不说，托尔斯泰的无政府主义立场虽然极端，但却真诚，虽然在现实层面上具有十足的空想性，但在道德层面上却具有无与伦比的高尚性，就此而言，后人应该更多地从人的道德所能达到的纯洁度与高尚度这一层面上来理解托尔斯泰的社会学说，而不应该将它过多地引入到对社会问题的评论上。

1891年托尔斯泰组织救济饥荒

简而言之，托尔斯泰关注的始终都是由死亡意识引发的人的拯救问题，他给出的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是人的行动，即人遵守上帝律法（爱的原则）的积极行动，而他要达到的目的则是人的精神生命的救赎，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本质有这样一个表述，即“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其实将这句话用于对托尔斯泰宗教观的评价也十分恰当。对于托尔斯泰来说，上帝只是一个空洞的预设，上帝对人来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人既不需要上帝的恩赐，也不需要他的救赎，人完全能够、而且也只能通过自己的行动进行自我生命的救赎。正因为如此，虽然托尔斯泰常常言必称“上帝”和“基督”，但在他是否是基督徒这一点上，后来的评价者却难以达成一致，固然有学者认为他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但也有不少思想家不以为然，比如，梅列日科夫斯基曾直言道：

托尔斯泰是基督公开的学生，秘密的叛教者。(Д. С. Мережковский, 1995：240)

别尔嘉耶夫则评论道：

我们应当直接地、公开地说，托尔斯泰与基督教意识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他所构造的“基督教”与真正的基督教之间没有任何共同点，对于真正的基督教来说，基督的形象始终都在基督教会中保存着。（Н.А.Бердяев, 1994：482）

别尔嘉耶夫将托尔斯泰的宗教与佛教相提并论，认为二者都是让人通过自己的自然力量进行自我拯救的宗教：

这种宗教不需要救世主，也不知道圣子。托尔斯泰要凭借着自己个人的苦修获救，而不想凭着圣子为世界的罪而流血的牺牲这一救赎性的力量获救。（Н.А.Бердяев, 1994：478）

别尔嘉耶夫对托尔斯泰宗教观的评价还是十分到位的，完全把握住了托尔斯泰宗教观的无神本质及其通过人的积极行动实现精神生命救赎的行动主义精神。

评价与反思

死亡的神秘性始终使人对死亡存有本能的恐惧，但这也是它的意义之所在。死亡强行将人的肉体生命截割成一条由生至死的线段，它是人的肉体生命的终点，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死亡不是一个谜，而是确定地向人们呈现出了它的样子，让人能确切地知道自己终将走向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那么，这在某种程度上就完全剥夺了人按照自己的意志规划生活的自由，因为终点是确定的、明确的，人只能按照既定的轨道从自己当下的位置走向这一终点，而不能有自己的选择与意愿。然而，死亡是一个谜，一方面，它终将到来的必然性让人的肉体生命成为了一个有限的存在，给我们此世的生活带来一种时刻都在的生命紧迫感，为我们提出了在有限的生命期限中如何过有意义、有价值的生活的问题；另一方面，它的神秘性和不可知性又为我们解决生命的意义和价值问题留下了开放的、广阔的空间，因为虽然作为终点的死亡是存在的，但是它的状况和位置却是不确定的、未知的，它并没有给我们提供衡量意义和价值的确定尺度，我们完全可以靠自己的思考和想象为这个终点设定一个“应当的”位置和状况，并以此想象为前提自由地解决生命的意义与价值的问题，进而再通过积极的行动有效地安排我们此世的生活，这是人的自由和尊严之所在，也是人类的创造行动可以继续下去的前提。

托尔斯泰与爱马

托尔斯泰关于死亡话题的思考及其对生命救赎之路的探索，无疑就是在死亡为人设置的这种生存处境中以死亡想象为基础自由地安排自身此世生活的一种积极尝试。对托尔斯泰来说，人类终将死亡的必然性和人类对永恒生命的渴望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为解决这一矛盾，他致力于寻求一种不被必将到来的死亡所毁灭的生命意义，并将这一意义放置在了通过普遍的爱所达到的灵魂完善之上，在他看来，爱的原则是上帝为人制定的生存规则，它既能使人战胜生命的虚无、拯救自己的灵魂，也能解决人类面临的所有社会问题。可以说，对生死问题的思考及解决，勾连起了托尔斯泰的上帝观、社会思想及伦理学思想，使其各部分思想呈现出了高度统一性和有机整体性。对于托尔斯泰思想的这一特点，古谢因诺夫院士如此评论道：

这些构成托尔斯泰著作思想框架的基本概念（生命的意义、宗教、信仰、爱的规则），不是按照理论研究通常遵循的从抽象到具体的运动规则生成排列的，正如我们上面已经指出的，它们的特点是某种同义反复。这是因为，它们构成了某种封闭的圈子。它们从不同的重点表达了渗透在他所有作品中的同一个思想。这个思想就是，人们认为可以通过暴力走出让他们分裂的冲突，这是在朝着错误的方向行进。因此必须改变方向本身，将充分拒绝暴力的世界观作为基础。（А.А Гусейнов, Т.Г.Щедрина, 2014：246）

在古谢因诺夫院士看来，托尔斯泰的所有思想是一个无法拆解的统一整体，它们最终都可以被归结为是对勿以暴力抗恶思想的阐释，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从托尔斯泰思想的基本内容这个角度来说确实如此；然而，从其思想的生成源头上来说，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托尔斯泰的全部思想则都可以追溯到其对生死问题的思考及解决上，其勿以暴力抗恶思想、宗教思想、伦理思想都不过是其思考和解决生死问题、探索生命意义问题的思想结晶和进一步延伸。

托尔斯泰部分作品

不过，托尔斯泰思想的这种统一性和整体性特点也注定了其内在的矛盾与悖论。前文谈到，死亡的未知和神秘使人的生命面向着一个开放的、不可知的未来，因此，也使人获得了在有限的生命期限内支配自己生命的自由。正是这种自由构成了人之为人的本质，将人和本能地服从于既定规则的动物区别开来，是人的生命尊严的体现，也是生命的价值与意义问题可以成立的前提与基础。每个人都有权利在这份天赋的自由中以自己的方式思考和解决死亡的问题，并按照自己的思考来安排自己当下的生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生死问题完全是一个私人性的问题，它需要每个人亲自去面对、体验、思考和解决。在这个问题上，人们可以借鉴他人的经验，却不能以拿来主义的方式直接使用他人现成的答案，同样，也不能将自己关于这个问题的个人思考与体验强行地推之于他人，认为自己的结论是普世的真理，可以无限制地应用在一切人身上，可以用于改造整个社会和全人类。托尔斯泰在死亡意识觉醒后探索生命意义的不懈努力，点亮了他本人被死亡恐惧笼罩的生命，也给每一个因此问题而痛苦的人以启发与安慰，这是他作为思想家的不朽意义和永恒价值之所在，然而，他将个人生命救赎体验积极普及化和社会化的理论追求，却让人感到不那么亲切了。托尔斯泰晚年竭力将自己的信仰普遍化，希望所有的人都按照他提供的方式复活自己的精神生命，从而创建一个充满爱与宽容精神的理想社会。姑且不谈这种理想追求的空想性(用别尔嘉耶夫本人的话来说，就连“托尔斯泰从来都不能在生活中实现自己的思想”（Н.А.Бердяев, 1994：461），何况普遍地将它推行于所有人呢),单单就它试图以一种理性的、普遍的形式将自己关于生死问题的思考固定下来、并使之最大化地获得人们认可与接受的理性主义追求，就与生死问题的神秘性和个体性相悖，它进而会封闭人们思考生命意义与价值的广阔空间，让人们的自由意志在此世生活中无处存身，使人们只能按照确定的方式走向为他们确定好了的终极状态，不必自己进行思考，也不必自己进行选择，只需成为履行既定原则的机器。

一战期间，别尔嘉耶夫曾发表过一篇题为《托尔斯泰主义的不抵抗与战争》的文章，文中对托尔斯泰主义的本质有这样一段评述：

托尔斯泰主义是一条个体化的道路，它不能被强加给任何人和任何东西身上。托尔斯泰的不抵抗主义要拯救的不是世界，而是个人的灵魂。归根结底，托尔斯泰主义者关心的只是自己、自己的纯洁性，他与其他人、整个世界无关。（Н.А.Бердяев, 2004,211）

当时有一批托尔斯泰主义者被莫斯科军事法庭指控犯有“反对服兵役、反对战争”的罪行，此为别尔嘉耶夫对他们的辩护之语。别尔嘉耶夫的意思是，托尔斯泰主义本质上是一种个体灵魂救赎的学说，不可能变成破坏社会秩序的社会活动，当局的指控有失公正。虽然别尔嘉耶夫对托尔斯泰的学说并无太多的好感，曾直言道：

我从来都不曾赞同过托尔斯泰主义的学说。（Н.А.Бердяев, 1994：456）

但他在此还是有不顾事实尽力维护托尔斯泰主义者之嫌，因为不论是托尔斯泰本人还是后来的托尔斯泰主义者，都有在社会层面上实现自己理想的追求，后来的托尔斯泰主义者更是还有这方面的社会行动。但是，如果把别尔嘉耶夫的这段话理解为对托尔斯泰及其追随者的劝诫和希望，却是很恰当的，也就是说，托尔斯泰的思想只应当被看作一种由伟大的精神个体所探索出来的灵魂救赎路径，它可以为其他陷入生命困境中的个体有意地借鉴和自由地选择，却不应当像托尔斯泰及其追随者所希望的那样成为一种所有人都应当接受和实践的普遍教条。

参考文献

1. 柏拉图，2004，《柏拉图对话集》，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

2. 古谢因诺夫，2018，《哲学伦理学问题》，张百春译，香港标准出版公司。

3. 叔本华，1999，《叔本华论说文集》，范进、柯锦华等译，商务印书馆。

4. 托尔斯泰，2013a，《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5. 托尔斯泰，2013b，《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6. 陀思妥耶夫斯基，2010，《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15卷，河北教育出版社。

7. 托尔斯泰，2015，《生活之路》，王志耕译，商务印书馆。 

8. Под ред. А.А Гусейнова, Т.Г.Щедриной, 2014, 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Толстой,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9. JI. Н.Толстой, 2006a,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90 т. Т. 62. РГБ. 

10. JI. Н.Толстой, 2006b,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90 т. Т. 45. РГБ.

11. Д. С. Мережковский, 1995, Л.Толстой и Достоевский. Вечные спутники. Республика.

12. Н.А.Бердяев, 1994, Философия творчества, культуры и искусства. Т. 2.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Искусство».

13. Н.А.Бердяев, 2004, Футуризм на войне. Публицисттика времен Перв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Канон+. 

作者简介

张桂娜，哲学博士,2010年至2013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博士后流后站从事研究工作。现为哲学所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室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俄罗斯哲学。在《哲学动态》、《世界哲学》和《伦理学研究》等杂志均发表过学术论文，译著有《强力抗恶论》（俄译汉）和《流放的灵魂——索尔仁尼琴》（英译汉），另有专著一部。

推荐阅读

强力抗恶论

伊万·伊里因 著    张桂娜 译

211页，38.00元，2013年1月
上海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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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放的灵魂：索尔仁尼琴

（英）约瑟夫·皮尔斯 著    张桂娜 译

357页，58.00元，2019年5月
上海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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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Dac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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